故乡，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是个可有可无词语，那时我与我们那个时代的同龄小玩伴一样天真的玩着我们那个年代才有的游戏。随着年龄慢慢长大，到了上学的年龄，穿着妈妈新做的新衣服，背着新买书包开始了我的读书之旅。

湖南人，王海他是湖南人，湖南人这个名字在同学们中慢慢传开，我也开始感觉到他们投来的异样的目光，湖南人也成了我们这种外乡人的特有的标签，这个标签伴随我一起成长，直到现在还有将来。也是从那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开始慢慢的从家里长辈那里了解了一些我们家的故事。

我家祖上在解放前一直居住在洋潭上头大福冲口的石桥湾，由于石桥湾地处山区，地少人多，爷爷往上几代都是靠驾船为生，常年漂泊在外，出湘江下长沙，入洞庭进武汉，以船为家，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特别是在兵慌马乱的年代可谓九死一生，我爷爷曾几次被土匪抓去，由于家里没有银子去赎人，被土匪压在地上用枪托打得死去活来，后来实在没钱土匪只好把他放了，听我奶奶说后来那伤看了三年的郎中才好。再后来在日本鬼子打进湖南后更是每天提心吊胆，在湘江面对满天狂轰乱炸日本飞机和被炸死的中国老百姓就好比世界末日来临，有一次一颗炸弹炸中我家船旁边的一条湖北人船上，他们一船十人炸死九个，我家船头炸了一个大洞，把船修好后又被日本鬼子掳去免费运了二个月兵（摆渡）过河。好在后来中国人民把日本鬼子赶出了中国，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迎来了全中国的 解放。

解放后到了1950年，土地改革调整运动席卷全国，我家与其他八户迁出了石桥湾，我家被分到了山枣城江村（同迁城江的还有王良平宗亲家及另外一家）开始了一段新的生活。我爷爷、大叔他们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我的父亲也在60年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后而来的大跃进，公共食堂使得我们原本贫困的家庭更加艰难，69年父亲打听到我家有一位远房亲戚在江西，于是我父亲只身一人前往江西宜丰投靠，并于次年回城江把当年土改分给我家的二间房子便宜变卖了作路费举家搬迁江西，开始了我家真正意义上的背井离乡的生活，那时我才三岁。

我们全家九口到江西宜丰后由当地公社企业接收，爷爷奶奶带着几个叔叔被分到大山之中的农业组，他们去的时候没有房子就自己上山砍树木搭棚子住，他们春夏季开荒种田，秋冬季上山伐木烧碳，烧出来的碳还要用肩膀挑去十来公里的公社所在地铸钢厂，我父母分到了公社的砖瓦场，那时候没有机器，都是靠手工做，产量也不高，那时都是搞大集体记工分的，生活虽然艰难，但饭还是能吃饱，比当时的湖南要好点。

在我人生中最灰暗时期是在我刚上初中的时候，由于我父亲决策的失误，离开了当时的企业，自己买来蜜蜂搞了个养蜂场，养蜂是要追着花源到处跑的，我父母长期在外跑，把年幼的弟弟妹妹交由我来照顾，洗衣，做饭，跳水，砍柴什么事都要做。养蜂是靠天气吃饭的，加之养蜂技术不精，在第三年的冬天所有蜜蜂被冻死，我妈妈看着那些死蜂哭了好几天，养蜂场也就此倒闭。

82年我初中毕业，那时改革开放才刚刚开始，允许个体承包了，我家先包了个小的砖场，二年后又建了个大点的，后来又辗转去了几个地方，中途还开过二年商店，家庭生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我的几个叔叔和我兄弟都先后成家。2001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进展加速，内地人大量涌向沿海地区，我们也成这批人中一员，先后在深圳，中山等地打拼了将近二十年，经历过创业初期迷茫，失落，发展的艰辛，困苦，也收获了幸福与甜蜜。

自从湘乡迁到江西宜丰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父辈祖辈们不怕艰辛、困苦，带领我们白手起家，勇往直前，家庭成员也不断壮大，由刚去的九人增加到了现在的将近五十人。我爷爷已于2000年冬月不幸去世，享寿80岁。我 奶奶今年93了，现在是儿孙满堂，身体还不错，也希望她老人家健康长寿！我的父辈们也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他们操劳了半辈子了，在外打拼的接力棒也交给了我们，通过家庭每个人的不懈努力，我们在广东也都有了各自的事业，或工或商。我与我弟在宜丰城郊附近建造了我们各自的四层小楼，二个叔叔也在县城买了商品房，还有一个叔叔与堂弟也深圳买了房子并发展了自己的家具厨具批发公司。

岁月无常，人生苦短，一个世纪以来，我们家历尽风雨，几度沉浮，曾经沧海桑田，尝尽人间冷暖离乡别祖在异地他乡开辟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为家庭，家族发展繁荣继续前行。

湘乡和家埠王氏二十派嗣孙：王海

二零一八年十月十三日凌晨于广东中山